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发展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新质生产力强调要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战略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这六大产业；未来产业主要包括6G网络、可控核聚变、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深海空天开发等。
能源是支撑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电力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正在改变传统依赖化石能源发展的路径，有力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
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新增光伏装机约216GW，同比增长147%，占新增电力装机的60.7%，相当于2019—2022年四年新增装机总和；光伏制造端产值超过1.5万亿元。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光伏产业已成为我国在全球最具竟争力和话语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高端制造的一面旗帜。”刘汉元说，“但这个发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中国光伏产业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来自全球的激烈竞争。”
在2024年全国期间，刘汉元带来了7份议案，其中5份与新能源相关。从抽水蓄能、水面光伏、光伏电站投资再到电力交易机制、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刘汉元在议案中提出的建议，几乎涵盖了当前光伏产业的“痛点”。
“十多年前，中国光伏产业处于市场、核心原材料和核心技术‘三头在外’的境地，发展过程中接连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和美欧‘双反’冲击，曾一度陷入发展瓶颈期。从这之后，通过中国光伏企业不懈拼搏、不断创新，持续推动产业规模壮大、技术迭代升级，推动我国光伏产业从仰视、难以望欧美同行的项背，到一路追赶，到并跑，再到全面超越，成为全球光伏产业第一大国，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市场份额。”刘汉元说。
今年全国，刘汉元针对构建以抽水蓄能、新型储能为主，电动汽车等其他多种储能形式为辅的综合性储能系统，推进低碳中国进程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由于抽水蓄能的经济适用性逐步提高，锂电池储能又具有较高的灵活度。刘汉元认为，结合抽水蓄能、新型储能各自特点，二者优势互补，构建以抽水蓄能、新型储能为主，电动汽车等其他多种储能形式为辅的综合性储能系统，为大规模、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接入形成有力支撑，可助力新型电力系统打造，推进低碳中国进程。
水面光伏电站不占用耕地资源，且发电量较屋顶、地面光伏系统更高，同时兼具减少水量蒸发、促进渔业养殖、有利于水污染治理、提升水质环境等多项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推崇。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近年来国内光伏电站土地成本快速增加，可用土地面积逐步减少，水面光伏电站得以快速发展，规模呈逐年上涨趋势。其中，渔光互补模式兼具水产养殖、光伏发电、休闲观光、科普教育等功能，真正实现了一二三产有机融合，有力助推了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成为国内水面光伏电站的主要发展模式之一。
刘汉元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对水面光伏项目选址不进行“一刀切”，协同排布河道、湖泊、水库的水面光伏可利用范围，增加可兼容渔业功能的坑塘水面、采煤沉陷区水面进入选址区域。
可以预见的是，在“双碳”目标背景下，汽车电动化、能源消费电力化、电力生产清洁化是实现目标的最核心实施路径。这意味着，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系统中的占比将会大幅提升。
刘汉元表示，在工业制造领域，目前领先企业均已开始推行全面电气化战略，外购电力碳排放已成为企业碳排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开展监测和精准量化电力消费的碳排放，是反映我国工业企业碳排放现状及减排进程的重要基础工作，是提升企业绿电消费积极性，帮助企业降低间接碳排放，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切实抓手，也是体现工业出口产品低碳竞争力，应对国际“碳壁垒”的最佳措施。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电网排放因子是消费端核算碳排放量的关键指标，用于测算评估由于电力消费所产生的隐含排放，或称间接排放。对于绝大部分非高耗能企业，间接排放是其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因此，电网排放因子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对间接排放的核算影响显著。
刘汉元指出，从理论上讲，扩大企业对“水、风、光”等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使用占比，是减少企业外购电力间接排放的重要措施。然而，不同国家或区域市场对“绿色电力”的认定及附带要求存在差异。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要求，特别是对于并网的绿色电力来说，不能存在减排效益多重计算的问题。由于我国绿色电力交易机制中，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例如，被一家企业使用了的绿电减排效益，在电网排放因子计算时没有进行相应扣除，导致另一家企业使用电网排放因子核算碳排放时，重复使用了这部分绿电减排效益。”他表示，“绿色电力的减排价值未得到准确反映，不利于我国绿电绿证市场发展，也给出口型企业应对欧盟碳关税带来挑战。”
对此，刘汉元建议，加快完善绿色电力交易机制，避免出现同一个项目同时获得多种环境权益的问题。推动绿色电力与碳排放因子在碳核算层面实现实质性联动，消除绿色电力存在环境属性“双重计算”问题，提升中国绿证的国际认可度。
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测算，截至2021年底，补贴拖欠累计约4000亿元，预计2028年缺口达到峰值。
刘汉元在议案中指出了当前可再生能源补贴拖欠问题引起的负向循环。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普遍为高负债规模、高资产负债率，政策波动将导致大量项目无法取得原计划补贴，致使项目严重亏损，金融机构对发电企业批复的条件将不复存在，项目现金流不能覆盖融资本息进而产生大量的金融债务违约，或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因此，刘汉元建议，严格执行《可再生能源法》，由国家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一次性解决历史上拖欠的全部补贴；补贴核查的审核标准不能“一刀切”。要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情况，按照老项目适用老办法，新项目适用新办法的原则，尊重历史，全面、慎重制定判定标准。
他认为，阶段性的产能过剩非常正常，而且与一个未来还具有足够成长空间的新兴行业相比，今天的过剩仅仅是发展过程的一个小波浪。在未来不足30年的时间内实现人类的能源转型与碳中和目标，光伏行业的需求规模可能是今天的10倍以上。今天所谓的过剩和平衡都是短暂的。长远来看，能够有效推动能源转型才是本质。
“近年来，国家发改委等国家部门多次出台文件，关心并帮助光伏产业发展。在光伏、风力等能源转型的产业上投资，包括配套的储能产业以及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储能电池等‘新三样’方面，如果速度控制得好，有可能在近两三年、三五年形成5万亿、10万亿、15万亿甚至更大的产业规模，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时使所有投资更健康、更绿色、更生态、更持久。”刘汉元说。
“这是很好的机会和时点，值得相关部门和全社会共同去展望，共同去推动，共同去呵护它的有效实现。”他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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